銅鼎的演變過程

       銅鼎，古代原是飪食器，后來變?yōu)榻y(tǒng)治階級政治權利的重要象征，視為鎮(zhèn)國之寶和傳國之寶，也是“明貴賤，別上下”等級制的標志。史載，天子九鼎，諸侯七鼎，卿大夫五鼎，士三鼎或一鼎。銅鼎，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一種禮器。在王墓出土了一套銅鼎，共九件，這套銅鼎又名升鼎，這九個鼎大小不一，依次縮小。本圖是最大的首鼎，在這件首銅鼎上刻有長達469字的銘文，記述了中山國討伐燕國，開辟疆土的事件。這是我國目前所發(fā)現(xiàn)的刻銘最長的一件戰(zhàn)國器物，彌足珍貴。九鼎的使用，反映出中山國政治制度已經(jīng)漢化，采用了中原大國的禮制，同也有力地證明中山國已躋身于強國之列。
       銅鼎是從陶制的三足鼎演變而來的，最初用來烹煮食物，后主要用于祭祀和宴享，

       是商周時期最重要的禮器之一。這件銅鼎為商代后期制品，至今器底仍保存有煙復。整體裝飾繁雜、精細，圓潤的銅鼎身配以圓渦紋、風鳥紋、蟬紋等紋樣，造型和裝飾協(xié)調(diào)自然，堪稱商代銅鼎中的佳作。合金成分和鑄造技術  商代銅器的主要金屬成分是銅、錫和鉛,從測定結果看,各個時期的不同器物在合金比例上并不一致。商代早期的一件銅爵經(jīng)測定含銅92％，錫7％，而另一件錛則含銅98％，錫只有1％。盤龍城出土的商代中期銅禮器中，有的含銅81～88％，錫5～8％，鉛1～6％；有的含銅71％，而鉛則高達21～24％。安陽殷墟西區(qū)出土的40多件標本，無論是禮器或兵器，都有銅、銅錫、銅鉛、銅錫鉛等4種情形,不過，就禮器而言，似乎年代愈晚，以鉛替錫的趨勢愈明顯。在銅器鑄造方面，由于在鄭州和安陽都發(fā)現(xiàn)有商代中期和晚期的鑄銅遺址，而且銅器本身也保存有某些鑄造痕跡，因此，可以對當時的鑄造工藝作出一定的判斷。商代銅器均采用合范方法鑄造，范的多少則視器形而定。商代早期的銅爵是由2塊腹范、1塊□范、1塊底范和1塊芯座合范澆鑄的，而商代晚期的銅爵則需用16塊外范。商代中期除能夠鑄造大型器物外,已能用分鑄的方法,將一些器物的附件預先鑄好，再和主件鑄接在一起，例如卣的提梁就是另行鑄造的。商代晚期鑄造技術有更進一步的發(fā)展,如司母戊方鼎的銅鼎身和四足是整體鑄造的,銅鼎耳則是在銅鼎身鑄成后再在其上安模、翻范、澆鑄而成，根據(jù)其體積和重量估計，所需金屬料當在1000公斤以上，冶鑄時必須有較大的熔銅爐，且有可能采用經(jīng)地槽流注的方法進行澆鑄。商代晚期還發(fā)展了銅鑲玉的技術，例如婦好墓出土的玉援銅戈即是將玉戈援納入銅內(nèi)的陶范中鑄成。藁城等地發(fā)現(xiàn)的鐵刃銅鉞也是采用這種技術鑄成的。銘文  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銅器上至今未見銘文。大概到商代晚期的第二期，銅鼎上才出現(xiàn)銘文。較早的銘文只有很少幾個字,大都是族徽圖像、人名或父祖名,如婦好之類。商代末年始有較長的銘文，最長有三、四十字的，內(nèi)容大抵是因受賞而為父輩作器。安陽后岡祭祀坑出土的戍嗣子鼎有銘文30字，是科學發(fā)掘以來所獲商代銅器中銘文最長者。傳出山東梁山的小臣□犀尊，有銘文27字，內(nèi)容記帝辛十五年，王來征人方，賜小臣貝，關系到商代末年與人方間的戰(zhàn)爭。傳世的有銘文37字，記帝辛二十年十一月戊辰，祭祀先王武乙之配妣戊，受師之賞而為其父作器。這些有明確紀年的銅器在商代銅器的編年研究上是很重要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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